第四，城市是不同職業(yè)的人構成的。
城市是社會分工不斷細化和深化的結果。不同職業(yè)的人口相互創(chuàng)造需求，相互提供供給。比如你給我生產服裝鞋帽，我給你供應油鹽醬醋；你給我教書看病，我給你打掃衛(wèi)生、清理垃圾。科學家、金融家、教授、醫(yī)生也要吃住行，也要有人為他們提供服務。所以，一些城市只要白領、不要藍領，只要大學生、不要農民工的這種“搶人大戰(zhàn)”等都是違背城市規(guī)律的。
這種做法，在平時，市民可能就要付出服務成本比較高的代價；在遭遇突發(fā)事件，比如這次新冠疫情的時候，就必然會面臨外地員工復崗難，復工容易達產難，城市運行不暢的問題。
城市的房價高漲，交通擁堵、環(huán)境污染、水資源短缺等等“城市病”，原因很多，但病根不是人口集聚過多了，而是功能集中過多了。疏解人口不是治療“城市病”的治本之策，功能走了，人才能走。
第五，城市布局要合理。
城市、特別是特大城市的空間單元，往往都比較大，各類功能應該均衡分布于城市的東南西北各個不同的、較小的空間單元，形成若干個主體功能區(qū)，而不是一個個的單一功能區(qū)。如果行政辦公、商業(yè)設施、文化設施、公共設施、CBD等等都集中在城市的核心區(qū)，而居住功能都布局在非核心區(qū)，那么就必然會面臨早上大家蜂擁而入到核心區(qū)上班上學，晚上再回到非核心區(qū)吃飯睡覺，導致職住失衡，帶來交通擁堵。
